贵州省铜仁市地方志, 道光铜仁府志,十二卷,敬文修 徐如澍纂,清道光四年(1824)刻本PDF高清电子版影印本下载。 现存道光《铜仁府志》十一卷、补遗一卷,是道光四年知府敬文等修纂的。贵州布政使糜奇瑜所撰序文,于铜仁一带“改土归流”的复杂历史叙述,言赅意深:
铜仁处万山之中,为省治极东北,毗连五寨四十八溪,而松桃一营,昔隶铜仁者,俗为三不管,实绾楚蜀之枢。是则黔于他省为险,而铜仁又黔之尤险也。……永乐十一年始设贵州布政使,领思南、思州、铜仁等八府。暨宣德中,省乌罗入铜仁,土宇版章,居然从邾莒之后。我国家声教远被,奋武揆文,自康熙之四十二年一平红苗,而设同知,驻正大营。雍正九年,再平苗,以正大营同知移驻松桃。乾隆六十年,又平苗而改松桃为直隶厅,迄今相维系……。夫田赋租庸,疆域形势胜,实与治道相权衡。东南膏沃之区,商贾辐辏,山林坟泽园廛,关市之所出,太府藉以充盈。至如铜仁,蕞尔遐陬,地鲜平原,民无积粟,驭之得其道,则民治,而苗亦治;黔之民苗治,而楚亦治。驭之不得其道,则蠢尔煽动,负固跳梁,竭东南数十百州县之财,不足以供军储之费。反是而思,而知不可不求所以治之也。
这篇文字,大意是说,铜仁是贵州最险峻的地方,扼楚蜀的咽喉,从康熙四十二年到乾隆六十年,发生了三次平苗之役。这块地方不像东南地区那么富庶,百姓很穷,民苗杂处。治理之要,首先是治理好汉民,才能治理好苗民。贵州的民苗关系治理好了,湖南的民苗关系也就能治理好。不然的话,民苗关系激化,一旦煽动起来,借着险峻的地形,东南的财富再多,也供给不了平苗的军费。这位“藩黔使者”,对清廷在贵州地区的平苗政策,委婉地提出了批评。文中所谓的“五寨”,就是凤凰厅一带的苗寨。
铜仁府城原先是明景泰二年建的土城,到嘉靖九年始建石城。可见,这一带的改土归流,从明朝就开始了。清初因苗人时袭,地方官遂请调官兵驻防。在副将贺国贤驻守时筑有边墙。与糜奇瑜的观点不同,志书有关苗情是这么叙述的:
苗有五姓:吴、龙、石、麻、白。石、麻近湖广界;吴、龙近四川界;白止铜仁境内。
苗人每数百长驱,烧劫村寨,或数十成群,伏草掳掠,凡掠去男女,必多备财物以赎之。如所赎金少,将被掳者加以非刑,有马枷、木靴之类,苦不堪言。
苗头以富厚者出牛酒,调苗兵出劫,得户口则帛苗头,从中抽分。如苗遇官兵杀死,扛尸回巢,以竹织手接于尸收葬,苗头出银以偿之,名为“倒人头钱”。
有关民苗纠纷,县志这么记载:
铜仁与湖南五寨司毗连,民彝杂处,往往因事忿争,至相仇隙,俗谓“打冤家”,甚者抗官,甘为逆匪。自入版图以来,劳师动众,已屡见矣。我朝恩敷寰宇,威布遐荒。维我铜仁,尤上烦圣虑焉。即地方小有蠢动,既迅与扫除,复严为防备,分兵设戍,棋布星罗。苗民遂其生,士商安其业,猗与盛哉。昔日之岩疆,今日之乐土也。
看来,清兵在这一带经过三次大的平苗战事之后,备加重视“苗防”,驻扎此地的清兵由1700多名增加到了2000名,此外还有一部分苗兵,在要地通途建碉设卡。所以,到道光初年的几十年间,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。在明清两代的官文书中,苗民有生苗、红苗、乌苗、山苗等名称。有条记载说:
[明]成化十一年,总兵李震奏:乌苗人石全州妄称元末明氏子孙,僣称“明王”,纠众于执银等处作乱,邻洞多应之。因调官军往剿,石全州已就擒矣。而诸苗攻劫未已,命镇巡官设策捕抚,以闻。未几平。
“元末明氏”,当指明玉珍。明玉珍所建国号为大夏,所以“明王”则未必以姓氏命名的王号。弥勒佛亦称光明佛,元末红巾军以“明王”相号召,内含弥勒信仰。铜仁境内的梵净山是著名的佛教“弥勒道场”,弥勒崇拜与苗民宗教信仰有何关系,不知是否能在梵净山的考察中找到一点线索。
铜仁一带的改土归流,自明代推行,到清代依然苗乱不断,与相邻的凤凰厅情况略有不同,是糜奇瑜批评的政策问题,还是与当地的根深蒂固的民苗矛盾引起,或者还有其他原因,很值得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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